| 作者:昆布 日期:2001/11/20 下午 09:33:06 From：4.61.45.252 |
『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Archilochus I. 幾年前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傳記出版的時候，我就很想讀，但是想到要完整攻克一本厚重的著作所費的功夫，不是三兩天，或兩三週可以達成，所以不敢貿然從事。一直到今年十月間抵台，赫然發現中文譯本，裡面感到十足快樂，終於可以一嘗宿願。讀柏林的傳記，是一個快樂的經驗，不若薩伊（Edward Said）那樣起伏劇烈，情感的衝擊四佈，焦慮與矛盾流溢貫串書中。同樣經歷流亡生涯，處身多種文化的衝突，但是柏林卻將這種矛盾處理得恰到好處，甚至有的地方十分精彩，就像藝術家完美的表演（Virtuosity）一樣。 柏林有一個快樂的靈魂，但並非膚淺。以往我們對智者或所謂知識份子的印象，大都是精神痛苦、心緒矛盾，甚至離群索居，但對柏林來說卻不是這樣。依作者言，智者的生活與『風趣、嘲諷和快樂同義』。他可愛的地方，就是保持懷疑、嘲諷、冷靜的精神狀態，包括對他最聞名的著作與證言，也許這是對他一生所服膺的自由精神最佳的詮釋。 當然他也不都是那麼平順，他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造成他性格上的分裂，然而這種多面的個性，卻是他富有磁性的因素，吸附了一些跟從者。作者如此形容他：『他是一隻狐狸，又渴望做刺蝟；是一個孤獨的思想家，又渴望與人交往；身為自由主義者，卻常常因其中間立場招致左右翼朋友的不滿而苦惱。』書中作者對Berlin雖然讚譽有加，但對他的矛盾與性格的弱點也無隱諱，當然讀者如何評價是見仁見智的事。 讀Said的回憶錄，你感到他身上阿拉伯文化和英國文化的杆格不調，他的成長經驗大抵是保留這種精神風貌。可是Berlin身上匯聚著三種(猶太人、俄羅斯、英國)不同的民族文化，似乎明顯衝突，卻是適當交融，而且這三種文化的遺產，也成為他日後生活與思想體系獨具的特色。Berlin的個性是比較冷靜自制的人，他的著作也呈現這種精神。不像Said深濃的戀母情結，一向都在意他的家人對他的評價。Berlin恰好相反，幼小在家裡就是個小暴君，他的父母受到他強烈的影響和支配。所有天才一樣，從他們幼年時代，就顯出這種獨特的資質：聰穎、見識、品味都異於常人。而且他們生長的背景提供了一個培育品味的環境，就像作者伊格那提夫(Michael Ignatieff)書中提及的，貧窮從未光顧過柏林家。和Said一樣，他們自幼都是享受特權，接受最好教育的的資產階級。我相信缺乏了優渥的經濟環境，他們天才的稟賦，和日後學術思想的發展就不可能有這等格局。 讀柏林的傳記很令我好奇、感興趣的層面很多，其中一個點，就是他不甘只呆在書齋裡窮經皓首，他亦有能言善道、善於交際的本領，雖然同儕之間對他這方面的傾向頗有微詞，但是日後他在不少領域的表現卻是可圈可點。所以二次大戰期間，他代表英國在美國的領導階層之間穿梭，收集情報，並且充任說客，事實證明了他表現優異。很多次我想過一個專門搞學術，終日和抽象思維為伍的人，一旦面對實務該怎樣調適？怎樣才能突破？如何有可能讓理論與實務結合？學而優則仕的人固然不少，但是末了卻落得兩面都吃力不討好的譏諷，因為理論和現實的確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可能不是行政能力薄弱，就是學術表現欠佳。很難想像，Berlin在這方面竟能如魚得水。 另一個叫我注意的地方就是，Berlin在以色列復國這個事件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透過傳記我才知道，二次大戰期間在英美的政治圈內，猶太人的團體處心積慮、活動頻仍，盼望透過外交手段或更激烈的方式謀求獨立建國。雖然他是個復國主義者（Zionism），但是他所代表的英國利益，卻是極力抗拒猶太人的復國運動，所以他經常要面對雙重忠誠的問題。當時代表復國意願的兩派：溫和的Chaim Weizmann，和代表激進的David Ben Gurion都極力拉攏他。雖然他站在溫和的這一邊，也支持猶太人的建國，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投身在復國的陣營裡。他的態度傾向另一條路線，介於激烈派的獻身，與保守派的抽離與超然 （He was looking for a path between heavy-going engagement and mandarin detachment）。雖然有人諷刺他沒有明確的信仰，但是他這種冷靜自制，但又不失批判介入的精神，反而卻提供了一種客觀的資格與自由的抉擇。這種態度在Said身上也可見得到。 尤其是在他接近晚年的時刻，接受了牛津大學的付託，白手創建了沃爾夫森學院（Wolfson ），就像書中的陳述，因為『他想證明自己有實幹的能力』，這對他而言也是個重大的轉折，是他學術生涯另一種的跳躍。然而光有能力仍不足濟事，牛津大學並沒有提供資金，接下來就是他叫同事刮目相看的地方，就是他在募款時所展現的政治能力，和遊說的手腕與智慧。從這個事件就讓我想到他身上融合的文化與天賦，他是個猶太富商的兒子，也是一個外交手腕高超的英國人，他投入這項工作的結果，不只證明了他的能力，最主要的還是為這所暮氣沈沈的古老大學，挹注一股新鮮的力量，使她得以適當地轉型。我記得多年以前讀到楊牧先生提到，盼望能依照他人文的素養與理想，創辦一所院校，但是理想終歸是理想，創辦學校究竟是龐雜浩繁的事業，況且這所學校能否依循理想的藍圖完工，又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難怪作者在書中對Berlin的表現，給予極高的評價：『他是唯一一位在身後留下一所按自己理想創建公共機構的哲學家。』 II 『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這句話是一位希臘詩人Archilochus的一行詩句，但柏林卻從這行詩句中發展出一個充滿新鮮創意的命題。他把過去的智者分成兩類，根據這些人理智與藝術的人格來分類，當然這些特性都顯示在他們的著作當中。第一類的刺蝟當中有Dante、Pascal、Dostoevsky、Nietzsche等等；第二類的狐狸包括了莎士比亞、蒙田、歌德、普希金等人。 而這個區分在1950年代，在他研究托爾斯泰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所以這篇論文就是藉著托爾斯的著作，特別是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來檢閱他的歷史理念。他說托爾斯泰本性上是一隻狐狸，卻相信自己是隻刺蝟。他企圖透過探照的光線來注視一個天才，過於對人類命運的觀察，以此來探測思想史。原本在別人眼中，他是一隻機智、狡猾、靈巧的狐狸，但是他卻是想成為刺蝟的狐狸，也許這個嘗試，也標示著他個人從狐狸變成刺蝟的試探。 書中引述了一個事件，曾經引發了Berlin和一位反共作家Arthur Koestler的論戰，我覺得頗能顯示他的政治與文化觀。Koestler接受了一個猶太媒體的訪問，他認為流亡在外的猶太人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要麼與當地人同化，摒棄他們的猶太特性，要麼遷居以色列，過完全的猶太人生活，除此之外任何選擇都是假的。Berlin撰文反擊，認為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專橫。他認為以色列建國以前，沒有人可以自由過純粹猶太人的生活，但是由於以色列人的復國『不僅僅讓猶太人恢復了人的尊嚴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它還讓猶太人恢復了選擇未來生活方式的個人權利。』然而，Berlin的Zionism所護衛的必要狀態，不是猶太人的歸屬問題，而是猶太人的自由。這種多元觀點（Pluralism）的思想一直是他闡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點。 在柏林的觀點當中，政治生活或者是個人生活經常要面臨的，不都是所謂的善與惡之間的選擇，而是兩樣相對好的東西。我們強烈肯定一樣東西的時候，我們卻同時失去另一樣東西。我們可能爭取更高的平等，卻失去了一部份自由，反之亦然。柏林的自由觀，有一個觀點我認為是相當務實而清醒，要達到自由的社會，不是輕易的，所以犧牲勢不可免，損失是必然的。所以一個人珍惜的觀念或事物，另一個人可能卻鄙視，所以像自由和歸屬這種價值觀彼此就有衝突，所以人在做選擇、決定的時刻，無法避免痛苦，甚至可能會發生悲劇。根據他的觀點，真正的同化是不可能。美國也許自詡為民族大熔爐，但是大家都知道那種融合還是表象，骨子裡大家仍舊保持自己的認同與文化，只是矛盾與衝突比較容易轉化。不同的信仰產生不同的認同與歸屬，分歧是必然存在的，這是人類社會的真實現狀。 在柏林一篇重要的論文：自由的兩個觀念中，他提出了兩種的自由，消極的自由和積極的自由，他清楚剖析自由的兩種面貌。消極的自由乃是人可以自由選擇，作他們想做的事，只要他們的行為不妨礙到他人。但是積極的自由在柏林眼中卻是個危險的東西，因為這是一切帶著解放氣息的政治理論核心，他們認為這些政治觀念足以解放人類，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自命，於是強迫人依照他們的烏托邦藍圖來生活，結果卻導致暴政。 柏林提出這個觀念的當時，正是殖民解放運動(Decolonization)勃興的時刻，他警告說那些高舉民族大纛、抵抗殖民壓迫、爭取自由的民族解放運動，其實不一定是為自由而戰。也許他們爭的是民族的獨立地位，爭取世界各國的承認。當然，對一個飽受殖民侵害的民族而言，這種動機無可厚非。但是事實是民族雖然達到解放的目標，卻同時失去了自由，因為這種解放運動的目的，主要的驅策力不是對自由的嚮往和認定，反而是權力和野心。柏林對此的眼光非常清晰且富有洞見。 另一個點是我認為相當有創意而深刻。1950-51年間他大量閱讀了啟蒙時代思想家的著作，也涉獵了浪漫主義的作品。柏林的地位，除了在政治哲學上的貢獻之外，他也成為思想史的專家，而許多論者都公認他在這方面的卓見。而這個學術領域的轉向，也是他由狐狸轉向刺蝟的努力。透過檢閱啟蒙時代的內涵，他提出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普遍認為，人類的價值觀可以從人類本性的論據中推論出來，他們相信人類需要的事物都是相同的。而西方世界改革的議程，基本上就是源於這種樂觀的理性主義。 他肯定啟蒙主義的時代的積極成分是對宗教權威與教義的抨擊，人權和個人自由對國家暴政的鬥爭，對人類理性的信賴。但是啟蒙時代也有嚴重的缺陷，就是他們對人性的推斷，變成了專制的謬論。他們抨擊天主教的壟斷專制，但是竟也落入同樣的專斷，認定人類理性的高超，對科學過度高估，這種種樂觀顯示了嚴重的盲點，就是他們不認識人類身上存在的非理性的成分。 最後我想談一點翻譯的問題，當然大家都知道翻譯是一件吃力艱難的任務。我們讀外語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沒有翻譯的幫助，人的視野必定會趨於狹窄，這幾年來海峽兩岸的譯者貢獻非凡，速度，準確度都值得讚賞。這本傳記基本上翻得很流暢，許多地方都顯出譯者的心血。但是這次我幾乎是譯本與原著一起讀，所以發現了不少地方有問題。當然有些處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也許我列舉幾處存疑甚至錯誤的地方，還需要行家的證。 首先是柏林的名字，大概學術界已經公認，但是我要指出Isaiah這個自是源自舊約的先知，英文的念法有ai的音，聖經將之翻為以賽亞，是比較接近原文（希伯來）的讀法，所以翻成以撒柏林並不能傳達英文的發音。我覺得譯成以賽亞或伊賽比較接近原音。在第八章中提到柏林接受英國情報部的委任，到了紐約工作，在152頁中提到1941年的頭幾個月，反對美國參戰的輿論佔上風…但是在原文裡是說Isolationist，意思是指美國的孤立主義作風，當時反對參戰的不只是輿論，國會和白宮都有這等意念，說這是輿論不能說完全不對，但是卻會造成誤解。另有一處(p.406)是非常鮮明的錯誤，就是錯譯貝聿銘（I. M. Pei）的名字。還有許多地方，要一一列舉不太可能，而且要花費許多唇舌解釋。但是那些問題基本上並不阻塞閱讀，至於樂趣必須讀者自己體會了。 他鄉—以撒柏林傳 Michael Ignatieff著 高毅、高煜譯 立緒出版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aiah Berlin Publish by FSG |
| 第1篇 作者:tolstaya 日期:2001/11/22 下午 07:08:58 From：203.204.47.142 |
刺蝟勝於狐狸？ 今年初在《他鄉》（I. Berlin傳記）一出版時就買了下來，而且就在一個返鄉的火車上很快的讀完，那是一次愉快的閱讀經驗；立緒出版社出了不少令人激賞的書，《他鄉》當然是其中之一，比起許多以營利為最大考量的大出版社，立緒實在值得讚賞。 由於個人對Berlin的偏愛，讀罷此書時，內心真是翻騰不已，我印象 最深刻的片段，和昆布有些不同，一直在心裡縈繞不去的是Berlin和俄國女詩人Akhmatova會面的場景，一個歷盡滄桑、早年享有盛名，當時幾近與外界隔離的女詩人，遇上自「自由國度」返來向自己「朝聖」的年輕學者……對她而言，Berlin真是一個來自「未來的客人」了。 昆布這篇讀後感十分有見地，讀了很喜歡（見到旁人談論自己心儀的作家，真是高興又激動），但對於刺蝟、狐狸的問題，有些不同的想法，就教於昆布及其他同好。 昆布提及Berlin在闡述Tolstoy的思想時，認為「原本在別人眼中，他（Tolstoy）是一隻機智、狡猾、靈巧的狐狸，但是他卻是想成為刺蝟的狐狸，也許這個嘗試，也標示著他（Berlin）個人從狐狸變成刺蝟的試探。」若無誤解，在昆布看來，Berlin對Tolstoy的評價完全是正面，因他自己也正好由此轉向企求一元論解釋的「刺蝟」；當然Berlin視Tolstoy為想做刺蝟的狐狸，這是沒有問題的，而後來的Tolstoy研究者，不論同意與否，也都不能自外於此「柏林式分類」。然而我以為，做為一個濡染了二十世紀三○年代「歷史相對論」的「新唯心論者」，Berlin雖然首度肯定了《戰爭與和平》在史學思想上的價值（在此前，Tolstoy在《戰爭與和平》裡冗贅的歷史評論是十分令文、史兩界感冒的），但對於Tolstoy 沒有認清自己是狐狸而強做刺蝟卻不是絕對正面的評價，反而大有為其惋惜的意味在。Berlin 看出Tolstoy思想背後欲為歷史事件找出「第一因」的傾向（不論是其宗教傾向或是所謂「全民歷史」的觀點）；這是抱持歷史相對論的他所不能認同的，而Berlin在《俄國思想家》其他篇章裡不斷強調歷史因果論裡的偶然性與個別因素也正是這種想法的闡揚，他顯然最鍾情於俄國思想家中的赫爾岑，也可由此獲得解釋。 關於譯本，由於讀《他鄉》時一氣呵成，直覺是個不錯的譯本，也沒有對照英文看，但以為如果譯者之誤僅止於昆布指出的這些，似乎還好？！如果編輯在校訂時能再小心些，有些錯似還可再避免；不過當然也有可能這個我以為不錯的版本已是經由編輯修過的也未可知。倒是另一本Berlin的大作，由彭淮棟譯的《俄國思想家》，個人因讀過原作，對中譯本的意見倒多過於《他鄉》，個人以為，除了一些專業名詞的誤譯外，譯者的「文白夾雜」也是我不喜歡的原因之一。但曾以翻譯《鄉關何處》得到明日報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翻譯獎的譯者倒公開宣稱《俄國思想家》為其譯著中的最愛。藉此機會，筆者也在此請教昆布及大家的意見。 |
| 第2篇 作者:昆布 日期:2001/11/23 上午 07:33:50 From：4.61.45.252 |
有時候你讀到某些東西，期盼別人能和你討論討論，無奈別人或者不敢興趣，或根本沒讀過那本書，所以無話可談。發現別人有共同的興趣，的確是一件快樂的事。所有讀本書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作者用一整章的篇幅，來記述柏林和女詩人Akhmatova會面的情景和後續的發展，那種暈昡癡迷的狀態其實他們真正見面相晤的機會並不長，但是日後的影響卻是非常深遠。我想柏林日後對俄國思想家的研究與濃厚的興趣，跟這個相晤也有關係。我想沒有將這段列進去，主要也是篇幅的關係。我剛剛買了一本書就叫：The Guest from the Future，就是描寫他們見面的內容。如果度量、時間來得及，將來也許會進一步談一談這次相會的意義。 你說的《俄國思想家》這本書我沒有，但是我近日讀刺蝟與狐狸這篇長文，很明確Berlin對托爾斯泰的對以往全盤否定的轉變，抱持著悲觀失望的態度。這種觀點不光是他，許多人也持這種觀點和評價。屠格涅夫在他行將就暮的時刻，請求這位—亦師亦友的托爾斯泰放棄他先知的外衣，回到創作的道路，做一位俄羅斯土地的偉大作家，表明他不能認同托爾斯泰的道路。我想起托爾斯泰在他的『復活』裡藉著主人翁的角色，表明了他悔恨與贖罪的心情，他厭惡以往放蕩的生活，於是採取一些激烈的步驟來補贖他的錯誤。他的晚年這種傾向愈過愈強烈，他厭棄以往知識份子的道路，這種轉變當然對他的藝術創作是一種傷損，專業的評論家也無法認同接受他的史觀。我們可以想見他在人格上、對藝術的態度上多方面的矛盾。 我對狐狸變成刺蝟的理解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他們思想與風格的轉變。狐狸能否成為刺蝟？很難說，但這種轉型必然是一個考驗。我讀Dostoevsky就比托爾斯泰還多，對他的理解也比較深，所以我對杜氏的喜愛也比較多。但是你說他們兩位誰比較高明？恐怕很難比較，因為他們有各自的深沈與特點。刺蝟的特點就是知道一件大事，柏林探索上的轉變就是一種的Focus，無關優劣。當然評價如何是後世之人的定論。 |
| 第3篇 作者:tolstaya 日期:2001/11/23 下午 06:58:24 From：203.204.47.142 |
好高興這麼快就看見了回應，我前文中所謂「來自未來的客人」正是Dalos的書名，也是前陣子才從Amazon購來的，才開始讀著呢！很期待昆布的讀後心得。 我當然不是要來爭辯刺蝟、狐狸孰優孰劣（可能是我用了太笨的標題，因為在讀畢昆布的貼文時，以為他有這樣的結論，anyway, 不是就好），而是我在Berlin的文中讀出他自況於狐狸的一種優遊自在，他對Tolstoy的讚賞與惋惜；他穿梭於俄國、西方各思想大家之間，再以文采獨具、饒富詩意的種種比喻、隱喻，帶領「朝聖者」一窺「諸神降臨」的繽紛璀璨，在在都顯示出他自視為狐狸，也甘於此。他認為Tolstoy敗在強做刺蝟，所以他絕不會步其後塵，因此一生活得自得自在、雍容大度，更不見轉型的困擾。 Berlin 的思想家分類法詩意十足，也是他最獨到、最值得後人稱頌的一點，仔細想想，他似乎並未為後人留下什麼重要的原創性哲學觀點，他也志不在此；或許可以說，他就像是史、哲界的「科普作家」，試想，他演繹前人思想的才情與感染力又有誰人能及呢？！ 但是在討論Tolstoy的時候，我卻以為“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文雖然力透紙背，值得傳頌千世，卻有問錯問題、找錯答案的疑慮。原因在於做為一個不相信歷史可以找出最終原因的「歷史相對論者」，Berlin完全可以接受Tolstoy對於開天闢地以來的史學家的大肆抨擊，並一旁喝采叫好；但他希望Tolstoy和他一樣，到此結束，留下伏爾泰式旁徵博引、妙筆生花的譏諷便罷；於是在看到Tolstoy罵完以後，居然也想找出歷史第一因的時候，他的眉頭就縐起來了。 昆布在回文中論道，「他（Tolstoy）厭棄以往知識份子的道路，這種轉變當然對他的藝術創作是一種傷損，專業的評論家也無法認同接受他的史觀。」這個評價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當然論者多以為《戰爭與和平》是Tolstoy的思想轉捩點，而斷然將其分為前後：藝術家和宗教家；但如果真的深究Tolstoy的早年思想，就會發現這種斷裂是一種人云亦云罷了，而且是不喜歡其睌年作品者的「鴕鳥式」分期。 另外，熟讀俄國史者就會知道，Tolstoy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標準的俄國intelligentsia 的路，相較起來，Turgenev的唯美路線，在我眼中正像其筆下的Rudin一樣的「花拳繡腿」了（此語無不敬之意，我也極愛Turgenev）。有一戲謔的說法，在《魔鬼辭典》中封Tolstoy為nihilism 教主，即否定一切的人；我卻以為，在打倒一切形式主義、各種壓迫別人的機制，如政府、教會時，他這個「教主」當之無愧，然而在面對歷史因果時，Berlin恐怕比他還「虛無」呢！ 歷來我認為談Tolstoy談得最好的並非Berlin（他倆性情、氣質就大不同），而是匈牙利新馬克思主義者Lukacs。他從Tolstoy的小說中看見馬克思歷史思想的相同基調：Men made history. 群眾（非帝王、非英雄）創造歷史。也因此，Tolstoy的小說在他看來，正是「寫實主義小說」，即「歷史小說」。讀過Lukacs文學評論的人大概知道，這是Lukacs的最高評價了。 Tolstoy 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一個出身最「保守」階層、處於社會上層的人，卻可能寫出令馬克思主義者最為滿意的「全民史觀」，這絕非日後在蘇聯意識型態架構下產生出來的樣板寫實主義，如高爾基等人所能比擬的。 因此，因為心之懸念不同，從歷史因果的解釋上，Berlin就以為Tolstoy有「畫蛇添足」之虞；從政治立場的光譜上，他也不能擁抱後者的「全民史觀」了。這並不是Tolstoy 的矛盾，只是各人認知取向不同罷了。 研讀Tolstoy這些時間以來，總以為晚期的Tolstoy與早年不可分割，不但與《安娜．卡列妮娜》不能分割，也不能與更早的《童年》三部曲、〈昨日史〉等分離，反而是他自懂事以來，不斷質疑自己、質疑強權的一個完美解答。比起《戰爭與和平》更受爭議的《藝術論》不但不是Tolstoy藝術成就上的損傷，反而是他終生追尋人生意義的救贖所在，這一切都與其強烈的社會關懷深繫相連。 我身旁的朋友大都喜愛Dostoevsky勝於Tolstoy，我雖自中學起便嗜讀舊俄文學，但杜公之磚頭書卻是最早接觸，卻也屢攻不下的（除了少數幾本）；我自己的解釋是，如果我當初喜歡的是杜而非托，可能就選擇唸心理學而非歷史了；不過這也許是我給自己的一項託辭吧！不過，最近《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有了新譯本，我也打算再給自己一次認識Dostoevsky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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